即使在1990年代的中国流行音乐黄金时代，大众们选择歌曲还是靠“牌子”——这牌子是毛阿敏、毛宁、杨钰莹等歌手，诸如编曲、录音等技术活儿他们不专业；直到张亚东的出现，他和王菲合作的《浮躁》、《寓言》、《只爱陌生人》等专辑使得王菲拥有除了嗓音外、与主流音乐相区别的音乐特质，站稳了天后位置，而她也使张亚东以“编曲”、“制作人”的身份走到台前，第一次让幕后制作成为流行音乐中的明星。等到1990年代末，许巍《在别处》、朴树《我去2000年》、陈琳《爱就爱了》推出时，很多人购买就是冲着张亚东这块牌子去的。
  

      来自山西大同的张亚东，上世纪80年代末在大同矿务局文工团工作，“矿工他们的音乐需要符合大的政治路线，都是革命那一套，我喜欢的还是流行音乐、比较资本主义。”格格不入的张亚东拎着自己做的midi小样就这么入京了，没想到他那套“资产阶级”音乐在北京依然新鲜，“我也说不好我的东西好在哪，天赋这东西没法用语言形容。 ”

      南都周刊：你是怎么进音乐圈的？

      张亚东：我原来在大同矿务局文工团，我们团还是比较正、都是革命那一套，我自己喜欢的是流行乐，实在格格不入。那时每天没事儿就扒带、扒古典，自己也写了很多歌，然后用midi做成小样，等下定决心离开大同来北京后，就像拜码头一样，把自己的东西一个个拿给艺人、歌手们听。后来我就进了中录录音棚，和万小元(注：中录录音棚总录音师，有“中国录音第一人”之称)这些人关系比较好。

      南都周刊：到了北京，你的音乐也依然属于很新颖的么，还是相比下发现自己的局限？

      张亚东：我那时候的音乐就特别新，要不我能在北京呆下来？我也说不好自己的新在哪儿，我有完全不同的意识，可能有一些歌我的编排就和别人想的不一样、很有创造力，所以光靠编曲就够养活自己；我还写歌，有次给我写的歌录demo时，万小元听了立刻说“这个人赶紧签了他，当歌手一定行！”(笑)我觉得自己在音乐领域里掌控得比较好，不是蒙着来。天赋这种东西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，比如一首歌你就是觉得这个字不好听要换那个字，别人没感觉，但事实证明我的改动就是好。

      南都周刊：你的编曲方式对当时的音乐制作会带来一种冲击？

      张亚东：会的，一定会。那会儿我听的就比别人多，所有的国外音乐像4AD，另类、主流我都听。最主要是我midi技术特别好，我当时可能是中国第一批玩midi、用合成器编曲的人，再加上我老去国外如英国，我会带很多资料回来、audio、cd什么的，当时可能别人都没有。我眼界不一样，就会在编曲方面有不同的想法，不会随大流。

      南都周刊：是从你开始，编曲在一首歌的成功里变得非常重要吗？

      张亚东：这是媒体的误读吧。其实，编曲是个相对专业的领域，就好像你吃菜，不一定要知道厨师怎么做这道菜，你只管好吃就完了，不能奢求每一个消费的人都知道工艺。说实话，老百姓到今天都主要是听单弦律、听歌词说什么，不太懂编曲的事。我不认为自己有大众特别能接受的东西，我可能在业内比较有人肯定，但很少有听众对我说你编得太好了……